11月26日午夜，香港大学的本科申请系统濒临瘫痪。屏幕上跳出的“Server Busy（服务器忙碌）”和“502
Error（502错误）”，像一道道铁闸，将试图在截止日期前冲入的申请者挡在了门外。最终，香港大学不得不发布紧急通告，将首轮申请截止时间延长了48小时。同样的系统崩溃现象，也出现在香港其他多所大学的研究生申请中。
内地学生正在涌向香港。以香港大学为例，今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突破2.5万，其中内地学生占2.1万，较三年前增长了近三倍。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也纷纷宣布，今年的非本地生申请量“史上最高”。
录取率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24/25学年港八大（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公立大学，是香港高等教育的精英代表，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的非本地生整体录取率约为3％。
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将进一步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放宽港八大招收非本地学生的上限，非本地生学额将由40％调高至50％，研究院研究课程的超额收生学额上限也将由100％增至120％。一个微妙的默契正在形成：学生在寻找安全的学历跳板，香港将发展教育产业作为经济提升的解法。
部分学生需要学历跳板，香港需要教育产业，这是“理性经济人”的计算默契，问题是：这个默契能维持多久？多位专家表示，答案取决于三个维度的博弈：城市承载力的极限、学历认可度，以及香港独特地缘身份的重塑。
首先面临的直接难题是物理空间的“硬约束”。每年数万名学生涌入香港，狭窄的城市空间面临极限大考。其次是学历通胀的隐忧。当一年制硕士成为中产家庭标配，一个常见的调侃是“水硕”。所谓“水硕”，是舆论对部分“宽进宽出”、学制短且学术训练强度不足的硕士项目的戏称。这种现象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化扩张的背景下并不鲜见，尤其在部分海外高校中，此类项目正呈现出流水线式的产业化特征。
最后，是关于“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终极追问。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全球与湾区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许长青认为，尽管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香港高等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工具性”的就业跳板，而应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重新思考教育之外的城市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