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很快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重新举起了“关税大棒”。经历了数轮交锋后，如今中美关系处于新的起点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特朗普将之称为“G2会议”；在11月中美元首通话后，中美双方又基本敲定了对对方元首明年访问的邀请，明年双方各自举办的多边主场外交也将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机；近日，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让人对中美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充满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有专家借用“剧透警告”（Spoiler Alert）这一概念，指出对此次会晤最好事先设定界限和切合实际的预期。事先“剧透”的预期有助于校准和稳定中美关系。
借用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的基础上，今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在年终时刻继续推出“2026中美关系剧透警告”系列报道，与多位不同代际、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一定影响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对话，请他们为我们“剧透”下阶段或者说2026年中美关系，并通过他们的视角去回顾、盘点、发现那些能在中美间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两国交流交往的力量。
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的两个月以来，除了官方高层的持续沟通，已有多个美方代表团访问中国各地。
美国农产品贸易团，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等多州官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美国科恩集团高级顾问艾伦等先后到访中国。这些访问涵盖了中美地方交流、农业与经贸合作、智库与学界对话以及政策沟通等多个层面。
12月初，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主任董云裳（Susan Thornton）随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北京。
12月1日，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董云裳（左一）与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做引导发言。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公号 图
董云裳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她曾多次深度参与中美元首外交。2018年从国务院退休后，董云裳依然热衷于外交和中美关系事业，加入了耶鲁大学担任客座讲师，开设《当代中国研究》《中美外交：政策、法律和战略》课程，并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领导多个涉华二轨对话项目。
12月1日，董云裳（中）随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到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号 图
在结束近日的中国之行回到美国后，董云裳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分享了她在中国访问的最新见解。
“这次交流访问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外界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比过去几年更加乐观。这是这些年来较为少见的。毕竟，此前普遍认为特朗普对华立场非常负面，而且行事风格难以预测。因此，我个人感到相当积极的‘意外’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这样一种政府形态和领导风格，反而可能为两国关系带来某些机会。”
“这也提醒我们，如何把握现有机会将中美关系拉回正轨，使其真正造福双方乃至全球，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她说。
在中美元首会晤后，两国关系的积极态势得以延续，而2026年潜在的高层会晤机会，也让外界对中美关系的可能性抱有更大期待。那么，外界是否可以认为，短期内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对“高点”？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比疫情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董云裳在采访最后说道。
明年中美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稳定带来积极信号
澎湃新闻：首先，想与您聊聊中美元首会晤。您认为，中美元首在釜山的会晤对于更长期地稳定中美关系起到多大作用？
董云裳：稳定双边关系至关重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让两国元首像在韩国釜山那样会晤。这次会面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国元首的首次会面。此前双方虽多次通话，但始终未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因此，我认为此次会面对于增进互信、推动此前达成的多项共识落地生效，无疑具有关键作用。
澎湃新闻：釜山会晤后，特朗普称此为“G2会议”，您认为未来中美关系是否会进入G2时代？这将带来更多合作，还是加剧摩擦？
董云裳：我希望“G2”能带来更多合作。两国元首或许会在2026年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这将创下美中建交以来，两国元首会晤频率的历史新高，至少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最高纪录。因此，我认为这对双边关系的稳定来说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两国元首已就深化美中合作交换了意见。我们（美中）在诸多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全球范围内也存在大量需要携手应对的议题。若两国元首能保持如此高频率的会晤，并围绕这些议题深入沟通，我相信这将促成更多的合作。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特朗普现在提出的G2，和奥巴马时期提出的G2还是一回事吗？
董云裳：“G2”这一说法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被提及过，指的是美国和中国需要走到一起，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并共同参与全球事务治理。而这一次，特朗普总统本人也提到“G2”这个说法。我不确定他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一概念，但我觉得，在他看来，这更多是指他本人和习近平主席作为世界上两大强国的领导人。因此，他们会面时会商讨诸多重大议题。
我不确定特朗普是否像看待G7、G8、G20那样，将“G2”视作一种全球事务治理机制。我只知道他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也乐于与其会面，并将其视为一位地位对等的领导人。
澎湃新闻：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near-peer”“同一量级”。相比“G2”，你认为这种定位，与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更为契合？
董云裳：我认为确实如此。特朗普总统把习近平主席看作是另一个大国的对等领导人，希望与其协调处理各类议题，就相关事务进行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这更像是一种对等的伙伴关系。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一致性”已成形
澎湃新闻：我们回过头来看，特朗普重返白宫近一年，中美关系从“激烈交锋”到“软着陆”。您认为，在这一年内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哪些最显著变化？本届政府做出这些调整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董云裳：最近我在中国访问时，很多人都把两国领导人近期的会晤以及随后双边关系的状态称为一种“软着陆”。我想，这意味着中国方面此前认为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至少在当前时间节点上原本会更艰难一些，而实际发展却好于预期。
我认为，出现这种走向的部分原因在于，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通常会经历一段政策过渡期，团队组建与政策制定工作尚未完全落定，局势难免出现波动。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伴随大量“试探行为”，此次也不例外。美方或许是在试探对华关系的底线，也在贸易谈判中试探自身能争取到的筹码。
当中国并未在早期施加的各种压力下让步时，这促使特朗普政府调整了策略，转而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姿态（peer to peer attitude）来进行谈判。这一转变对美方而言，实际上也产生了更理想的效果。
澎湃新闻：这是否也与美国在对华议题上的不同阵营的力量消长有关？
董云裳：这种变化主要可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意识到，若要在他们希望推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必须建立更加规范的运作流程，以及更为稳定的机制来推动相关工作。在一开始，各类持有不同想法的人都在争夺话语权和主导地位。随着时间推移，特朗普逐渐明确了方向，并给出清晰指示，那些主张其他路线的人也不得不随之调整、服从大局。
如今可以看到，财长贝森特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谈论中国问题上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无论是他对中国的表述方式，还是他强调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在保持强大防务能力的同时并无意威胁或挑衅中国。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政策层面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已经逐渐形成。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哪些人是特朗普授权，并被赋予主导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核心人物，而其他一些声音则相应地退居幕后。
近日，董云裳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视频截图
澎湃新闻：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您之前提到，此次访华期间听到不少中国同仁将近期两国元首会晤及此后的双边关系称为“软着陆”。那么美国国内的声音如何？是否也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软着陆”阶段？或是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董云裳：近期美国国内关于美中关系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论调是：特朗普曾试图对中国施压，却遭到了中国的反击。结果是，他不得不在谈判中改变策略，转而以一种“对等、平等”的方式同中国打交道。
因此，我认为这可能是关键的变化所在。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将其称为“软着陆”，这更像是一种较为“痛苦的领悟”——美方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施压手段，无法在对华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真正坐下来，通过谈判并达成妥协，才能推动事情向前发展。而美方经历这种认识转变，其实经历了一段过程。
既然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我认为外界对美中谈判取得一定进展抱有较高期待。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在谈判桌上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对付的伙伴。这同样是美方经过一段时间才形成的认知。
我不认为美国国内会把目前的态势称为“软着陆”，但确实有不少人乐见美中关系回到更为稳定的状态。他们不希望看到本届政府早期那种高度对抗的局面，而是期待对华关系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稳健的处理方式，避免不稳定因素。
高层间密集接触能为潜在冲击“托底”
澎湃新闻：明年4月特朗普有可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如果再加上APEC、G20等多边会议，中美元首可能不止有两次会晤的机会。如果中美明年真的能实现密集的高层互动，会如何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比如1-2年）的中美关系？
董云裳：如果未来能够实现一系列高频率的高层会晤，最主要、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一点在于，这将有助于抑制一些突发的、负面的事件发生，从而为外交斡旋和推进积极成果创造更大的空间。
美中关系难免出现起伏波动。而高层之间保持密集接触，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潜在的负面冲击起到“托底”作用，降低那些可能突然出现，并使双边关系偏离正轨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在拜登政府时期，就曾发生过所谓“气球事件”，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干扰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令人遗憾。在拜登政府执政初期，两国高层沟通和会晤渠道非常有限，直到其执政第三年才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峰会。
美中两国计划在明年安排多场会晤，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在于，有望为防止双边关系“跑偏”搭建一个稳定的框架。同时，也能为真正开展外交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使双方能够着手推进那些亟需合作的具体议题，包括执法合作、军方之间的沟通机制、经贸关系、投资、潜在的合作项目等。
澎湃新闻：除了元首互动对中美关系的定调，您认为还有哪些最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
董云裳：美中关系中总会发生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这些意外可能来自许多不同领域。双方关系的覆盖面极其广泛，几乎涉及所有领域：既有人文交流，也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同时还牵涉大量防务和军事议题，当然也存在不少分歧。
对我而言，相对积极的一点是，相较于人们在一两年前对美中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我如今已不再那么担心未来一两年会出现这类情况。因此，我认为最严重、最具破坏性的干扰因素，其发生的风险已经低于过去。
同时，我也期待双方能够在一些长期存在的地区冲突问题上，挖掘合作潜力，取得值得期待的积极成果。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美国和中国能否在中东问题上开展合作，比如加沙的重建工作；还有伊朗问题，尽管在这一议题上中美有过合作，也曾立场相左。
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美方一直在努力促成双方和平谈判。如果相关谈判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且中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那么这无疑会成为美中两国极具价值的合作成果。
如果在这些领域能够实现突破，并且中国也能作出积极贡献，那将非常令人振奋，也会让外界真切感受到，这是美中两国极具价值的合作努力。
澎湃新闻：如果从民间变化来看，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0月公布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正在从近年的谷底回升。民调提到，大多数美国人（53%）现在支持与中国“友好合作与接触”，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超半数支持。您认为是什么推动了“对华态度回暖”的趋势？我们是否可以期待美国社会正逐渐摆脱“全面竞争”的对华叙事？
董云裳：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非常根深蒂固的看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领导人对相关议题的表态，以及主流媒体报道的影响。因此，对中国的态度出现波动，其实是情理之中的事。即便在对华负面观感一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也始终认为这种情绪根基不深，是比较容易扭转的。
这种变化背后有几个原因，我们也不应夸大其词，目前美中之间仍存在不少猜忌。其中一个关键变化在于特朗普谈论中国的方式，他的表述是多样的。一方面，他对中美贸易关系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现行安排对美国不公平；另一方面，他对中方领导人表现出高度尊重，经常以相当正面的语言评价对方，并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他作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这种表态无疑会对美国民众产生影响。
另一因素是，美国广大民众正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地位。今年不少关于中国经济、中国科技以及中国内部变化的书籍（在美国）出版，很多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前往中国，向美国民众呈现了中国的真实面貌。这有助于公众在更“人性化”的层面上理解中国，而不只是停留在主流媒体所塑造的、相对负面的刻板印象之中。
因此，普通美国人如今能够接触到更多样化的中国，不再只是单一维度的中国故事，而是关于中国社会、中国人以及中国发展不同侧面的报道。同时，他们在生活中也会接触到中国人，比如数量众多的中国留学生。
现在有更多空间以更复杂、细致的方式讨论中国，这必然会对美国民众产生影响。但我并不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远离“中国是竞争者”的这一判断。
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正与美国企业展开正面竞争。他们仍然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或许不再那么倾向于将中国看作一个必须对抗、甚至“击败”的对手，而是更多地将美中关系理解为一种“既竞争、也合作”的关系。
在处理国际棘手问题上，几乎没有其他力量能替代美中两国
澎湃新闻：今年7月您接受我们专访时曾谈及，“当前特朗普政府对外交手段的运用程度低，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也遭到削弱。”半年过去您是否仍坚持这样的判断？而这一缺失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董云裳：的确，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当前传统外交机制中仍存在很多不足，特朗普政府对国务院等传统外交机构的倚重程度，也远不及往届政府的传统做法。但与此同时，一些相对“常规”的沟通渠道正在重新打开。
在近期中美经贸谈判及釜山会晤中，双方的外交互动流程已回归常态，与往届政府的外交运作模式并无二致。两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前在吉隆坡磋商，为两国元首将要发表的联合声明及相关文件敲定细节。事实上，这种做法在特朗普政府此前的运作模式中并不多见，但这一次确实发生了。这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
特朗普政府官员也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多沟通渠道。美国防长赫格塞思与中方防长举行了会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访问了中国，他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首位访华的内阁级官员。美中之间的执法合作至关重要，这既是双方缺乏互信、同时也是最需要保持高度沟通与合作的领域之一。当今世界面临大量跨境问题，无论是犯罪、诈骗还是其他挑战，都需要美中携手应对。
由此可见，两国各部门目前在不同议题上，跨部门的沟通渠道正在逐步打开，而且我预计，在未来一年里，这些渠道还将进一步拓展。
澎湃新闻：您此前判断特朗普偏好非传统的外交方式。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斡旋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目前正积极推动俄乌谈判。12月初，除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外，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前往莫斯科。他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官。您如何评估特朗普的外交用人风格？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时，这种外交方式是否真的奏效？
董云裳：这无疑体现了特朗普式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他更倾向于倚重那些自己信任、关系密切、并且能够非常便捷地向他传递信息的人。这些人甚至可以一天之内多次拨通他的电话直接汇报情况。
这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专业外交官熟悉历史背景、文化差异，更能理解对方立场的来龙去脉，清楚哪些方案在以往被尝试过、哪些行不通、还有哪些空间。而如果是以“谈判者”心态直接介入的人，往往对历史文化和对方立场的把握不够深入。但有时候，这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优势。
特朗普显然认为，不被历史包袱所束缚，反而有助于在一些长期悬而未决、棘手难解的问题上打开新局面。
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采取了类似做法。很多人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过多地采纳了俄罗斯的立场。实际上，美方正在积极开展“穿梭外交”，在当事方不愿直接会面的情况下，尽力推动双方立场不断靠拢。
这是一种非正统的操作方式，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已经超过了过去三年里任何其他尝试。最终特朗普能否促成相关协议的达成，仍有待观察。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澎湃新闻：最后，您想对中美两国关注双边关系发展的各界人士传递怎样的核心观点？
董云裳：美中两国必须认识到，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双方不仅对自身发展负有责任，也对全球局势的走向承担着重要责任。
我十分认同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的理念——我们都是现行国际体系下的利益攸关方。而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攸关方，美国和中国必须携手合作，做出更多努力，确保世界朝着更加繁荣、和平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我对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美中两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视彼此为竞争者。但竞争并不意味着摒弃合作。很多企业在市场中既是彼此的竞争对手，同时又在某些业务领域开展合作。而这正是我认为，美中需要构建的复杂且多元的互动模式。
这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也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良性竞争。这也是我们必须付出努力的一种关系模式。在应对国际上的棘手问题时，合作本身确实不容易，但现实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能够替代美中两国来完成这些工作。我认为，这也正是特朗普在谈及“G2”概念时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