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专利40余项 仍在“创新峡谷”穿行



  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文林教授。 受访者供图

  专家简介

  黄文林

  病毒学、肿瘤学家,博士生导师,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新药评审中心审评专家,中国基因治疗协会副理事长、亚太基因暨细胞治疗协会轮值主席。1988年至2001年在美国学习深造,2001年回国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曾任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生物治疗中心主任。

  在中国生物医药的创新征途上,有这样一个企业:它在细胞与基因治疗这一前沿领域,默默耕耘了24年,手握数个“中国首个”里程碑,却也在资本、监管与产业化的多重峡谷中艰难穿行。

  它就是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达博生物”)。近期,随着其自主研发的国家Ⅰ类干细胞新药E10I注射液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对2型糖尿病启动临床招募,这家久居幕后的“技术长跑者”重新步入公众视野。

  不久前,其创始人黄文林教授、一位兼具科学家理想与企业家坚韧的行业老兵,向南都调研团队讲述了一段始于家国情怀、搏于技术前沿、陷于现实困顿,却依然奋力突围的故事。

  科学家的抉择

  从普林斯顿实验室到广州创业园

  上世纪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工作的黄文林,便以学者的敏锐关注到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的攀升趋势。他冷静地算了一笔账:实体瘤患者占85%,即便仅5%的保守使用率,抗肿瘤产品的年市场容量估算可达25亿元。

  然而,比市场潜力更触动他的,是彼时中国抗癌药领域“仿制为主、受制于人”的局面。

  “生产中国自己的抗癌药,摆脱技术限制,这成了一种责任。”黄文林回忆。2001年,他辞去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资深科学家及病毒室主任职位,全职回国,加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并同步开启了创业之旅。

  创业的种子,萌发于报国的初心,也得益于广州对留学人才的早期扶持。凭借广州市留学人员项目启动资金,达博生物正式成立,目标明确:让肿瘤患者享受前沿的生物技术的治疗成果。

  这也吸引了志同道合者。达博生物由此建立了以黄文林博士为首席科学家的技术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大多拥有国内985大学博士学位,并与国内外的行业专家及院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后,达博生物CEO田烁没有像其他同门那样选择学术界,而是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入产业界,加入了达博生物。短短三年,在田烁的带领下,达博生物接连拿到了三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的临床试验批件。田烁也因此收获了丰硕的成果,29岁那年,她拿到了制药领域的副高教授职称——制药高级工程师。  

  技术派的坚守

  打造核心技术平台,斩获“国产首个”里程碑

  团队搭建完成后,黄文林着手将科学理想转化为可持续的技术体系。

  他带领团队为达博生物构筑了多个技术平台,公司成功建设两个抗肿瘤药物研发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和一个基因治疗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

  在三个实验室平台支撑下,公司建立了五个新药研发功能平台,包括基因治疗药物工业化生产及质控平台、细胞生物治疗研发及应用平台、肿瘤疫苗及特异性免疫治疗产品平台、抗肿瘤先导大分子候选药物的构建及药效学平台等。

  此后,公司进一步聚焦,形成了腺病毒/溶瘤病毒平台、细胞治疗平台、原核发酵、真核技术平台的三大核心技术平台,这不仅成为研发的基石,更是持续产出创新成果的“发动机”。

  由此,在平台的赋能下,一系列“国产首个”在这家并非明星光环笼罩的企业中诞生:

  首个完成Ⅲ期临床的肿瘤基因治疗药物E10A(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针对晚期头颈癌,可将患者中位生存期显著延长两个多月。

  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自体NK细胞注射液,开拓免疫细胞治疗新路径。

  首个三靶点溶瘤病毒也正走向临床试验的途中。

  首个采用3D全自动工艺申报的干细胞药物E10I(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为2型糖尿病治疗带来全新希望。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娟教授指出,其通过多重机制发挥作用,初步数据显示疗效显著且持久。

  如今,达博生物已有6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管线覆盖从溶瘤病毒(如针对前列腺癌的E10B以及三靶点溶瘤病毒)到前沿的CAR-NK细胞疗法,70余名核心骨干共同构建了从基因发现到临床申报的完整管线能力。

  现实的考验

  亟待长期资本及政府助力长跑生存

  不过,技术上的“首个”的光环,并未能使其避开商业上的坎坷。黄文林同样遇到了中国第一代生物科技创业者共同遭遇的荆棘。

  新药研发是一个“综合工程”,一个1类新药,从立项到上市,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创业路上,达博生物也曾遭遇所有初创科技企业都可能面临的陷阱。在早期急需资金建设时,曾陷入复杂的金融纠纷。

  而在引入产业资本时,又曾因为合作协议的履行问题,陷入漫长的法律程序。虽然重获项目,但一度导致核心项目推进停滞,错失了关键的窗口期,打乱了原本的节奏。

  “现在已投入近2亿元,除了获得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支持外,大部分都靠自己四处‘化缘’。”谈及研发的资金投入,黄文林坦言。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基因治疗领域已有多款产品获批上市。“在美国,有一套完善的研发投入机制支持新药研发。”“特别希望在新药快要冒出头的最后一公里,政府能点一把‘火’,引导风险投资资金进入,这样才能燃烧起来。”黄文林期待。

  面对现金流压力与长远发展的矛盾,达博生物展现出企业家的生存智慧。“我们有6个临床阶段项目,每个IND都价值不菲,可以卖钱续命。但若都卖掉,公司就失去了未来。”黄文林算的是平衡账。“我们的终极目标,依然是在广州这片创业土壤上,把产品做上市,把公司做上市。”

  同时,作为探路者,达博生物在监管审批中常面临无先例可循的挑战。黄文林呼吁建立更高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帮助本土首创药企打通“最后一公里”。

  生态的突围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共建

  尽管个体很坚韧,但融入生态,方能走得更远。达博生物正积极从“实验室英雄”转向“生态共建者”。

  广州正在形成的以科学城、国际生物岛为核心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它提供了土壤。“广州有39家三甲医院,全省有近400家,临床资源丰富,政策环境也在改善,我们需要的是更落地的支持。”黄文林期待广州市能建立类似的协调机制,帮助本土创新药企打通审批“最后一公里”。

  今年5月,达博生物与上市公司济民健康(603222)旗下博鳌国际医院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研发-临床-商业化”的垂直整合模式,借助资本与临床资源加速转化。

  8月,达博生物与吉合鸿发集团联合成立糖脂酸代谢公司,专门推进E10I的商业化探索,进一步推进产业链纵向协同。

  24年来,达博生物收获了包括中国专利金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诸多荣誉,承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20余年,手握专利40余项。

  达博生物的经历就像是中国创新药企必须穿越的“峡谷”,既有技术的险峰,也有资本的暗流,有监管的迷阵,更有产业化的漫漫长路。  

  策划:李阳

  统筹:尹来 王道斌 黄海珊 游曼妮

  采写:南都记者 伍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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